对话吴岩：未来科幻创作需要回归内心和情感
2013年，世界科幻行业权威杂志《科幻研究》出版了中国专号，这个由吴岩和维罗妮卡·霍灵洁主编的专号，收入了韩松、刘慈欣、那谭霭孙、马少龄、瑞丽、宋明炜、贾立元、姜倩、杨薇等科幻作家和理论家的文章，向国际科幻界介绍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历史及现状。随后，《三体》《北京折叠》相继获得“雨果奖”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先后在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8个国上映……
▲ 主编：吴岩、维罗妮卡·霍灵洁，2013 ©杂志《科幻研究》
这些科幻作品都体现了中国人对宇宙的认知、对未来的想象，以及对人与科技关系的思考，中国的科幻作家、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也从此走上了国际舞台。
科幻作品的题材与最新科技发展密不可分，同时也很好的展出了我们的文化想象力与创造力。本期「未来学社」对话专栏，邀请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主任、博士生导师、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进行对话。
吴岩教授以他45年对科幻文学的研究和创作经验，向我们讲述了中国科幻文学发展与教育普及现状，及未来主义思想、科学技术之于科幻文学的影响力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跟随吴岩老师的步伐，走进一个不一样的未来科幻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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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学社：吴老师，作为一位科幻作家以及科幻文学教育者，您认为“未来”是什么样的？
吴岩：未来是一个非常难把握的领域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也可能是人类的一个终极难题。在过去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少，所以无法预测未来，连天气都很难预测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我们感觉好像可以捕捉到很多未来的信息，但实际上新的对世界和自然界的认知，给出的答案却是相反的，因为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和量子涨落原理来看，未来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被预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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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学社：您认为科幻文学创作是如何聚焦和反映现实的？
吴岩：科幻文学反映现实在世界各国是普遍存在的传统。在1902年的中国，梁启超、鲁迅他们就开始了。当时的中国处在社会大变局当中，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，知识分子想要努力做出改变，于是鲁迅在1903年开始推广科幻，试图在精神上唤醒民众。这时的科幻文学就是文学知识分子对大变局的应对，所以肯定是不会离开现实的。
到新中国建国以后，为了实现现代化目标，向科学技术进军，郑文光在1981年底正式提出“科幻现实主义”，“科幻现实主义”指的是怎么用科幻的方法对现实和科技作出批判。最近几年，陈楸帆也重提了“科幻现实主义”，但他的“科幻现实主义”，纳入了“未来主义”的内核。所有这些都说明在中国的科幻文学的语境里，现实主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要发展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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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学社：您曾经提出过“科幻未来主义”的观点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科幻文学里提到的“未来主义”？
吴岩：“未来主义”的说法，早期是源于艺术领域，但是它后来和激进、极左的东西混合了，再后来和纳粹也混合了，导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大家都不敢再用“未来主义”这个词。但最近几年“未来主义”又逐渐出现，比如在科幻领域里就出现“海湾未来主义”“非洲未来主义”，甚至还有人提出“中华未来主义”，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在科幻作品里看到的“未来主义”。
▲ 梁启超，1902 ©《新中国未来记》
有关科幻的理论一直在讲“科幻现实主义”，我觉得现实主义是一个比较小的潮流。随着我对中国科幻史的研究，最后发现大部分其实是“未来主义”。未来主义中一个最大的流派就是“科幻未来主义”。另外我认为里面还有一些小的支脉，比如梁启超他们写的《新中国未来记》，也叫“蓝图未来主义”，它是给未来画蓝图的，刘慈欣的《流浪地球》里面讲到未来要通过500年的时间，地球如何启动加速，推进到别的星球然后再减速，电影在结束时会把5步都展现出来，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蓝图，这就是“蓝图未来主义”。
▲ 科幻电影海报，2019 ©《流浪地球》
另一种未来主义，我把它叫做“运演未来主义”，指的是那种不可预测的科幻叙事。在情节上，这类型的科幻故事面对未来的时候会有一系列的应对，而这个应对又引起自然界新的变化，那么再应对再引起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，所以它是一个运演的过程，这种小说讲的就是运演。在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种意外、一种奇迹，人类会不会都灭亡，通过小说一点点地运演。“运演未来主义”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和科学推理不太一致的观察未来的方法。比如刘慈欣在《三体》里写的，执剑人应该下决心打击敌人，但是他又有人道主义倾向，最后他没去击败敌人，于是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结果。
▲ 叶永烈，1978 ©科幻小说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
我还提出第三种“体验未来主义”，好多科幻作品其实讲的就是对未来的体验，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就是在讲未来是什么样，其中的亲身感受、感官体验特别重要。还有“混合未来主义”等等，所以，我们可以认为“科幻未来主义”就是一个大流派。
在2014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“创作未来主义”，我觉得现在的创作太重视科技发展，没有重视人类对世界变化时内心的想法。所以，科幻创作要回到内心，回到情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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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“未来主义”的心态面对未来
未来学社：作为一名科幻文学教育者，您如何看待中国在这方面的教育和普及情况？
吴岩：我认为整个科幻对中小学的教育都特别有价值。我把中国的教育分成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“知识教育”，时间从1949年到1978年，这一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工业基础，在此强调的就是教授知识。
第二阶段是“素质教育和能力教育”，时间从1978年至今，这阶段教育的目标不再是简单的工业基础，我们还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，提出了“四个现代化”。想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，光靠固定地学习基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，我们还要强调能力的培养。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世界数一数二的地步了，而且我们很大一部分科技已经走上前沿了。
第三阶段是“想象力教育”。而科幻教育是想象力教育的先导，因为科幻作品里对未来的素材很丰富，正好可以拿来给学生，因此所有的科幻作品都特别适合今天的教育。
科学教育只是很小的一部分，特别是知识教育，科普最早指的就是知识。但在现在，由于知识的更替速度太快，导致知识潮流已经过时了，我们也不可能只是倡导知识教育。今天面对这些变化，比如在ChatGPT出现以后，小学生都怕自己将来会失业，因此我们需要一种“未来主义”心态，需要积极建构“未来主义”的能力，这样才能更好地去应对未来风险。
▲ 吴岩，2020 ©《科学幻想|青少年想象力与科学创新培养教程》全套
这几年我们也做了一个教材给中小学，叫做《科学幻想|青少年想象力与科学创新培养教程》，1套里有5本，分成初阶、中阶和高阶，分别针对小学生、初中生和高中生。现在教材做出来已经有一两年了，但在教材推广方面遇到了难题，现在也在思考如何把教材推进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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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来AI写作技术甚至超过中级作家
未来学社：刚才您也提到，小学生也会担心未来的失业问题，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，像AIGC和ChatGPT这类型的产品日趋成熟，您觉得这会对今后的科幻文学创作带来哪些影响？
吴岩：今后人工智能对文学创作肯定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。现在智能翻译已经做得非常好了，在过去是有限的译者翻译有限的科幻作品，现在效率提高了，就可以把国际上更多好的作品翻译出来。但机器的翻译风格是统一的，那最后读者看到的就是机械翻译而不是文学翻译。
▲ 科幻电影海报，2016 ©《三体》
对于文学翻译来说，其实每一个译者都有自己的行文翻译方式，比如刘宇昆翻译《三体》的时候，是用他自己的话先写一遍的，也就是说每一个译者如果翻译同一本书，译出来的效果是非常不同的。所以将来人工翻译会变成一种奢侈，你能看到的是一种风格，这跟看机器翻译的不一样，这是我理解的翻译。在创作上，将来机器是能超过很多普通作家，甚至超过中级作家，可能只有最高级的作家是机器所不能超过的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觉得技术会给科幻非常大的改进。现在对译者的期待就是要强化自己的风格，当你独特的风格更多地被读者所接受时，依然还是会有受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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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未来需要关注科幻
未来学社：您上一次在「未来学社」读书会里面介绍了《中国科幻论文精选》这本书，可以为大家概括一下中国科幻思想从诞生到现在100多年之间，都经历了哪些阶段的变化？
吴岩：中国科幻小说史分为几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从晚清到民国；第二阶段是新中国建国早期一直到21世纪之前；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。
从整体上看，在晚清时代人们不了解科幻是什么，所以出现了各种尝试。于是出现中国古代通俗小说,也有模仿外国的文学作品，还有一些政论性的作品。这个阶段的科幻作品种类杂乱繁多且存在各种障碍。以现在的角度看来，这些作品的水平都比较低，加上当时的中国人正好处在知识转型和认知转换的过程中，所以现在反过头来看这些作品，会很有意思。
进入到民国以后，科幻小说主要有三派别：一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；二是讲科普的；还有一派是民国时期的现实主义，像老舍的《猫城记》。新中国建国以后，科幻作品就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，出现了一些很有创造力的短篇作品，另外有一部分作品涉及特别宏大的概念，由于当时要进行科普教育，同时期的作品最主要的还是给孩子看的。
▲ 郝景芳，2012 ©科幻小说《北京折叠》
21世纪，中国科幻文学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，这期间出现了很多作品，而且大量作品进入国际视野，2015年刘慈欣的《三体》获得雨果奖后，2016年郝景芳的《北京折叠》也获得了该殊荣，这说明了中国的科幻作品在世界主流科幻里是有一定水准的。直到今天为止，中国的科幻创作在国际上依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，如果研究未来一定不能忽视科幻。
出品：MENG ARCHITEC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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